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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在南欧到处流浪。
去了各种各样的地方,见了各种各样的男女,遇到各种各样趣事。感触良多,该学的东西也不少。不过说老实话,我们对这种流动生活多少有些累了。一无门路,二不从属任何组织,孤零零的在外国生活远比预想的辛苦。年轻时总可以应付,但我们已不再年轻。我三十七时告别日本,现已年届四十,该打道回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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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飞往成田的意大利航空公司飞机上拿起几本久违的日本杂志,但上面只有一则报道:关于宫崎勤[1]的报道。这使我很不耐烦。无论翻开哪一页——左一页右一页——除了宫崎勤犯罪的报道没别的,真可谓清一色。
我离开日本时,杂志上连篇累牍是三浦和义[2]和田中角荣[3]的报道,整个日本都被三浦和田中的丑闻弄得如醉如痴,所有杂志都对他们紧追不舍——三浦去了哪里、吃了什么,三浦和什么样的女人睡了,三浦多么年轻;田中以怎样的姿势举起了哪一只手,田中见了谁、说了什么。这种终端(并且显然毫无意义)的消息经过大众媒体之手,像大小便失禁似的撒得到处都是,而如今他们的消息已杳无踪影。匪夷所思。难道那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回到东京我试问大家:三浦和义和田中角荣究竟怎么样了?但没有人知道,似乎也不想知道。噢,三浦被判了?不清楚啊。田中?这——,还活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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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我觉得这三年间变化相当多相当大。我、或者环绕我的环境变化不小,日本这个国家本身也变化不小。其结果,三年时间里我同日本这个国家之间有了某种乖离、有了某种接近。不过就此这样那样写下类似结论的文字恐怕为时尚早,我也不想那么快下结论。
但有一点可以说得很明确:这三年时间里,日本社会的消费速度实在太快了,快得难以置信。久别重归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面对这突飞猛进的加速度,我不折不扣地瞠目结舌,呆若木鸡。这让我想起庞大的掠夺机器。有生命的无生命的,有名字的无名字的,有形的无形的——所有事物、事象都被它接二连三吞入口中,一股脑儿嚼烂,作为排泄物排出去:便是这种巨型吸纳装置。为它提供支持的就是作为Big Brother[4]的大众媒体。环顾四周,触目皆是被咀嚼过的悲惨的残骸,以及正被咀嚼之物的娇音。是的,这就是我的国家,我中意也罢不中意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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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意大利回来不久就去了美国,大约在那里逗留了一个半月,目的是为了策划出版事宜。纽约很久没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