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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实在谢天谢地。不管怎样，总算有了可以安下心写小说的清静环境。
小说初稿于3月7日完成。3月7日是个阴冷阴冷的日子。罗马人称3月为发疯月——风云突变，冷热无常，前一天还煦暖如春，过了一夜就倒退回严冬。这天我是早上5点半起来的，在院子里跑了一小会儿，而后连续写了十七个小时，于子夜前写完小说。看日记，到底像是累了，上面仅有一句“何其快哉”。
我给讲谈社出版部的木下阳子打电话，告诉她小说大致脱稿。对方说4月初博洛尼亚有个“绘本”展销会，讲谈社国际室有人参加，最好在那里交付原稿。我说自认为是一部极有意思的小说。“哦——，原稿纸有九百页？果真有意思？”她怀疑地说。此人疑心相当之重。
翌日我马上开始第二稿，把写在笔记本上、信纸上的原稿从头到尾重写一遍。四百字稿纸共九百页份量的原稿用圆珠笔全部重写下来，非我自吹，没有体力是无论如何也做不来的。第二稿脱手是3月26日。由于想赶在博洛尼亚书展之前完成，争分夺秒往前赶，以致最后右臂都麻木了，几乎动弹不了。幸好体质上我从不肩酸，肩自是问题不大，但胳膊受苦了。所以一有时间我就在地板上一下接一下做俯卧撑。写长篇小说是个消耗极大的体力劳动，其程度远在一般人想像之上，时下开始用文字处理机，变得轻松多了。
接着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对第二稿进行细细修改。这也彻底完成，而定名为《挪威的森林》，已是去博洛尼亚前两天了。
在“比拉·托雷克里”写小说期间，除了小说我什么文章也没写。写信的气力都没有了，甚至日记都应付了事。接下去要为一家文艺刊物把这一期间的事写下来，较之随笔，更接近自白亦未可知。
<h2>凌晨3时50分的昏死</h2>
对于我，写长篇小说可以说是非常特殊的行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称之为日常性行为。打个比方，就好像孤身一人深入深山密林一样。没带地图，没带指南针，甚至食物都没带。树木如墙壁密不透风，硕大的枝桠重重叠叠遮天蔽日，就连里边生息着怎样的动物我都浑然不觉。
因此，写长篇小说期间，我脑袋的某个部位总是围绕死思来想去。
平时不至于思考这个。将死这个东西作为迫切的可能性加以日常性把握的，是极其少有的——三十五六岁的健康男性大多如此——然而一旦投入长篇小说创作，我的脑海中便不由分说地出现死的图像。这一图像死死贴在脑袋四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