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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线”节目对莫里又作了一次跟踪报道——部分的原因是第一次节目的收视率非常的高。这次，当摄影师和制片人走进莫里的家时，他们早有了宾至如归的感觉。科佩尔更是显得热情友好。不再需要有试探的过程，不再需要有采访前的“采访”。为了创造一点气氛，科佩尔和莫里聊了一会儿各自的童年生活。科佩尔谈到了他在英国的成长经历，莫里则叙述了他在布朗克斯区[8]的童年生活。莫里穿了一件蓝色的长袖衬衫——他几乎一直感到冷，即使外面的气温高达华氏九十度——科佩尔也脱去了外衣，穿着衬衫和领带进行采访。看来莫里正潜移默化地在影响科佩尔。
“你气色不错，”带子开始转动时科佩尔说。
“每个人都这么对我说，”莫里回答道。
“你说话的声音也不错。”
“每个人也都这么对我说。”
“那么你怎么知道你在走下坡路呢？”
莫里叹了口气。“别人是不会知道的，特德，可我知道。”
随着采访的继续，种种迹象便开始显露出来。他不再像第一次那样毫无困难地用手势来阐明一个观点；某些词语的发音也成了问题——Ｌ音似乎老卡在喉咙里。再过几个月，他也许再也不能说话了。
“你可以看到我的情绪变化，”莫里对科佩尔说。“当有朋友和客人在身边时，我的情绪就很高。爱的感情维持着我的生命。
“但我也有感到沮丧的时刻。我不想欺骗你们。我看见某些东西正在离我而去，便有一种恐惧感。我失去双手后将怎么办？我不能说话后又将怎么办？还有吞咽食物，对此我倒并不怎么在乎——他们可以用管子喂我。可我的声音？我的手？它们是我不可或缺的部分。我用声音说话，用手打手势。这是我与别人沟通的途径。”
“当你无法再说话时，你将怎样与人沟通？”科佩尔问。
莫里耸了耸肩。“也许我只好让他们提用是或不是来回答的问题了。”
回答得如此简单，科佩尔不禁笑了。他向莫里提出了有关无声的问题。他提到了莫里的好友毛里·斯坦因，他是第一个把莫里的格言寄到《波士顿环球》杂志的。他们从六十年代早期就一直在布兰代斯大学共事。现在斯坦因快要失聪了。科佩尔想象有一天让他们俩在一起，一个不能说话，一个没有听觉，那会是怎样的情形？
“我们会握住彼此的手，”莫里说。“我们之间会传递许多爱的感情。特德，我们有三十五年的友谊。你不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