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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线”节目组的摄制人员回来进行他们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采访。这次的氛围和以前的不一样。这次与其说是采访，还不如说是作伤心的话别。特德·科佩尔打了好几个电话后才上场，他问莫里，“你觉得行吗？”
莫里自己心中也没谱。“我现在整天都感到很累，特德。我还常常喘不过气来。如果我一时说不上来，你能替我说吗？”
科佩尔说行。接着这位处事一向冷峻的主持人再次说，“如果你不想进行这次采访，莫里，没关系，我可以对着镜头跟观众说再见。”
后来，莫里颇感得意地说，“他被我感化了。”的确如此。科佩尔如今称莫里为“朋友”。我的老教授竟然激发出了电视业的同情心。
莫里在这个星期五下午的采访中仍穿着昨天穿的那件衬衫。他现在隔天换一次衣服。今天他也不想破这个例。
和前两次的科佩尔-施瓦茨会晤不同，这一次自始至终是在莫里的书房里进行的，莫里已经成了那张躺椅的囚徒。科佩尔一见到莫里先吻了他，然后侧身从书橱前挤到了镜头里。
正式采访开始前，科佩尔询问了疾病的进展情况。“变得有多糟，莫里？”
莫里无力地抬抬手，连腹部也没超过。他只能抬到这儿。
科佩尔有了答案。
摄像机转动起来，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采访开始了。科佩尔问莫里他对死神的临近是不是感到更害怕了。莫里说没有。事实上，他反而不怎么怕了。他说他正在远离外面的世界，不再像以前那么多地听人读报，也不太关心来往的信件，更多时候是听听音乐，看窗外的树叶渐渐地变换颜色。
莫里知道还有其他的人也遭受着ALS的折磨，有些还是名人，比如说斯蒂芬·霍金，这位才华横溢的物理学家和《时间简史》的作者。他的喉咙开了个洞，说话要靠一只电脑合成器的帮助，笔录靠一台传感器根据他眨眼睛的变化来作出判断。
这是十分令人钦佩的，但这并不是莫里选择的活法。他对科佩尔说他知道该什么时候说再见。
“对我来说，特德，活着就意味着能和别人交流。就是说我必须能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感受。能同他人交谈，去感受他们的思想……”
他呼了口气。“当这种能力消失时，莫里也消失了。”
他们像老朋友一样交谈着。因为前两次采访中都提起过，科佩尔这次又提了“擦洗屁股”的老话题——也许想得到对方一个诙谐幽默的反应。但莫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