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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1)年4月我在巴黎住了几天，为《Time Out城市指南：巴黎人行道》这本书做“人行道”的研究。我研究的人行道在第十一区，九十年代早期我在这里断断续续住过一段时间，不过这次我和朋友哈维及米米住在第八区，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正对着总统府。我到的那天晚上他们为我接风，哈维说，他邀请了一位新朋友，一位名叫玛丽·罗伊的年轻美女。
玛丽到了，她不是米米的那种美，但是非常迷人。她个子很高（有六英尺），一双宁静的绿眼睛，一头黑发，以我那经常去廉价剃头匠（五十卢比，在果阿）店里的眼光来看，她的发型应该很昂贵。她打扮成太空站加油处的工作人员——裤子面料是一种防热耐冷的高合成纤维，上面全是口袋——她是典型的巴黎人，喜欢激烈的辩论。吃饭的时候，我宣布自己“完全支持北约，百分之百支持轰炸塞尔维亚”，她发现“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竟然会说出那样愚蠢的话——更不要说真是这么想的——实在是不可思议。
“谁说我是知识分子？”我说。
“哈维。”她说。
“啊，他肯定是在开玩笑。”我说。
她抽烟很凶，比烟鬼哈维和米米抽得还凶，但是这不妨碍我喜欢她。晚餐之后，我喝多了，把酒杯摔在了地上。我们收拾玻璃碎片时，玛丽割伤了手指，几滴血落在了我脚上那双已经磨坏了的运动鞋上。她在卫生间里用冷水洗完手后，我把邦迪缠绕在她细长的手指上——一种暗示了婚姻的可能的动作，虽然它是一种医学上的动作。我们之间的气场变了，变柔和了，我们约好明天见面，一起研究我的“人行道”。她把电话号码写在我的笔记本的最后一页，留下了模糊的血迹。她的笔迹醒目而清晰。
“午饭后给我打电话。”我们吻别时，她说道。
第二天下午，哈维要离开巴黎去马赛看一个朋友。在他去里昂火车站的路上，我们在十一区的一家餐馆吃了午饭，之前的一上午我都在这里研究我的人行道。哈维坚称玛丽渴望与我上床——他对所有他介绍给我的女人都是这样的评价。我坚称——我总是这么坚称——他是错的，还有，在所有他介绍给我的女人当中，我只想与其中一个上床，那就是米米。和他分手以后我就给玛丽打电话，约好在奥贝康夫大街上的“煤炭”咖啡馆见面。
她准时出现了，下身穿黑色迷彩裤，上身穿一件浅色T恤，前胸写有日语。我们喝了一杯咖啡（这是那一天中我的第四杯）之后，她问我想做什么。我说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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