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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亚雷
苏珊·桑塔格说：“优秀的作家要么是丈夫，要么是情人。”托尔斯泰，丈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情人。契诃夫，丈夫。博尔赫斯，情人。略萨，丈夫。村上春树，情人。杰夫·戴尔？显然是情人。这不仅是因为他的作品迷人、性感、富于诱惑力，更因为它具有作为情人最根本的特征：把欲望摆在道德的前面。不，应该说，把欲望摆在一切的前面。这一切包括：金钱，名望，学术资格，作为一个作家的职业前途（所以我们迟至今日才注意到他），以及——写作本身。他写一本书就像在谈一场恋爱，而这场恋爱的目的绝对不是婚姻。这是一种标准的情人式写作：他迷上某个主题，然后便穷追不舍，然后耳鬓厮磨，然后两情相悦，直到最后——将其抛弃，换另一个主题。那也许就是为什么杰夫·戴尔的作品虽然动用了多种令人生畏的后现代文学工具（比如元叙事，碎片拼贴，黑色反讽），却依然带给我们一种生理性的舒适和愉悦（即使——或者应该说尤其——当他在描述不适和不悦时），因为它们没有任何功利性，没有那种做作的文学野心，它们的本质是一种对纯粹欲望的追寻，一种对激情被彻底耗空的需求，一种极乐生活指南。他的代表作之一，一部关于D.H.劳伦斯——又一位情人式作家——的非常规传记，《一怒之下：与D.H.劳伦斯搏斗》，就是个绝妙的范例。
“多年前我就决心将来要写一本关于D.H.劳伦斯的书，向这位让我想成为作家的作家致敬。”杰夫·戴尔在《一怒之下》的开头写道。每个作家都有一个让他（或她）想成为作家的作家，一个父亲式的作家。他们之间常常会有一种类似血缘关系的亲近、继承和延续。跟劳伦斯一样，杰夫·戴尔也出身英国蓝领阶层家庭（生于1958年，父亲是钣金工，母亲是餐厅服务员），他们甚至在长相上也很相近（“我们都是那种窄肩膀、骨瘦如柴的男人，劳伦斯和我”）；跟劳伦斯一样，大学（牛津大学英语文学系）毕业后，杰夫·戴尔没有如父母所期望的那样跻身“安稳而受尊敬的”中产阶级，而是成了一名四海为家、以笔为生的自由作家；跟劳伦斯一样，无论是在文学上还是地理上，他都竭力远离英格兰的严肃和阴霾，在为美国“现代图书馆版”《儿子与情人》所写的前言中，他这样总结劳伦斯：“……经过一系列的波折，他最终觉得自己‘不属于任何阶层’；经过多年的游荡，在任何地方都觉得自己像个陌生人，他最终觉得‘在任何地方……都很自在’。”显然，这段话同样可以用来形容杰夫·戴尔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