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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时尽量痛快地呼吸,死后将再也无法畅饮。
——约翰·弗莱彻19,《血腥兄弟》
斯特莱克不是第一次应官方要求拜访伦敦警察厅。前一次接受讯问也与一具尸体有关。他坐在一间审讯室里等候了几个小时,经过这几小时的强制静止状态之后,膝部的疼痛不那么剧烈了。他突然意识到他上一次也是在享受了床笫之欢后发现尸体的。
他独自待在这间比普通的文具柜大不了多少的房间里,思绪像苍蝇一样,执着地纠缠他在画室发现的那具腐尸。那种恐惧依然挥之不去。在过去的职业生涯中,他曾见识过尸体被摆放成各种形状以伪装成自杀或意外事故;他检查过的一些遗骸上留有试图掩盖死者断气前遭受过的酷刑的伪装;他也曾见过被残害或肢解的男人、女人和孩子。然而,他在塔尔加斯路一百七十九号目睹的那一幕,真的完全不同。那种令人发指的行为简直像是一种邪恶的纵欲狂欢,施虐狂精细量化的公开表演。更让他思之极恐的,是泼洒酸性物质和肢解尸体的次序:有过酷刑吗?凶手在奎因周围摆放餐具时,奎因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
毫无疑问,奎因尸体横陈的那个巨大的拱形房间,此刻肯定挤满了全身穿着防护服的人,他们在收集法庭证据。斯特莱克希望自己也在其中。在有这样的重大发现之后却无所作为,让他感到恼恨。职业化的焦虑让他内心煎熬。警察一来,他就被排斥在外,他们以为他只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误打误撞进入了现场(他突然想到,“现场”一词还有其他含义:尸体被捆绑和摆放在那个教堂般的大窗户洒进的光线里……像是献给某种邪恶力量的祭品……七个盘子,七套餐具……)。
结着霜花的审讯室玻璃窗把一切都挡在外面,他只能看见天空的颜色,此刻已是一片墨黑。斯特莱克已经在这个小房间里待了很久,可是警察还没有给他做完笔录。很难估量他们这样延长询问时间,是出于真正的怀疑多一点,还是因为敌意。当然,发现谋杀案受害者的人肯定应该接受全面彻底的询问,因为他们经常知道一些情况却不愿说出来,而且常常对案情了如指掌。可是,在侦破卢拉·兰德里一案时,斯特莱克可以说是羞辱了官方警察,他们当时那样言之凿凿地宣布卢拉是死于自杀。斯特莱克断定刚离开审讯室的那位短发女探长是故意态度强硬,想让他出点冷汗,他认为这种感觉并非空穴来风。而且他认为女探长的那么多同事没必要都跑来看他,他们待着不走,有几个只是朝他瞪眼睛,其他人则说了些冷嘲热讽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