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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点就可以了。
“你不饿吗?”
一点点就够了。
“这对你身体有好处。”
我吃了一片。
“喜欢吗?”
我转了转眼睛。他学我的样子也转了转眼睛。我没有想到,我居然还在拜访他,因为三年已经过去了。如果有人提出要你帮忙写悼词,你一定以为所悼之人离死不远了。
但我发现“大先生”就像一棵饱经风霜的老树;暴风雨来了,树干弯曲了,但就是折不断。这些年来,他得过霍奇金氏症[24],肺炎,心跳不规律,还经历了一次小中风,但他都扛过来了。
最近这些日子,为了让他八十五岁的老身子骨还能正常运作,他不得不吃很多药,包括治疗癫痫的狄兰汀(Dilantin),治疗心脏病和高血压的洛汀新(Vasotec)和倍他乐克(Toprol)。最近,他还发了一次带状疱疹。就在我的这次拜访前不久他还摔了一跤,导致肋骨骨折,住院治疗了几天,医生要求他随身携带并使用拐杖——“为你自己的安全着想,”医生是这么叮嘱他的。但他几乎不那么做,因为他觉得如果那样的话,教会上上下下会觉得他快要不行了。
每次去看他,他都等不及要见我,私底下,我也很高兴看到他和身体的衰老抗争。我不喜欢看到他日渐衰弱的模样。他一直有着伟岸高大的形象,是我心目中高大而正直的为上帝工作的人。
自私地讲,我希望他能够一直保持这样的形象。
其实,我经历过另一种情形。那是八年之前,我目睹了我所敬爱的老教授,莫里·施瓦茨,慢慢死于肌肉萎缩症。每周二我去波士顿郊外拜访他。尽管他精神熠熠,肉体却一点一点衰弱下去。
我每周二的拜访坚持了不到八个月,他就过世了。
阿尔伯特·刘易斯和莫里是同一年出生的,我希望他能够活得更长些。我有那么多问题还没有来得及问我的老教授。我一直在对自己说:“如果再有那么几分钟时间能让我……”
我开始期盼和“大先生”的见面——我坐在绿色的大椅子上,他在桌上无望地寻找着某封来信。有时候,我会直接从底特律飞到费城。但更多时候,我会在星期天早晨,在纽约录制完一档电视节目后,从纽约乘火车赶往那里。我到的时候,通常是教会做礼拜的时候,我想我们两个人的会面也可以被称为小规模的礼拜,如果两个犹太人在一起谈论宗教问题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礼拜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