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伞,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天台上纵身跳下。同他生前一样,死时也没引起怎样的反响。
我偶然搞到的第一本哈特费尔德已经绝版的书,还是在初中三年级——胯间生着奇痒难忍的皮肤病的那年暑假。送给我这本书的叔父,三年后身患肠癌,死的时候被切割得体无完肤,身体的入口和出口插着塑料管,痛苦不堪。最后见面那次,他全身青黑透红,萎缩成一团,活像狡黠的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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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共有三个叔父,一个死于上海郊区——战败第三天踩响了自己埋下的地雷,活下来的第三个叔父成了魔术师,在全国各个有温泉的地方巡回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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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好的文章,哈特费尔德这样写道:
“从事写文章这一作业,首先要确认自己同周遭事物之间的距离,所需要的不是感性,而是尺度”(《心情愉悦有何不好》,一九三六年)。
于是我一手拿尺,开始惶惶不安地张望周围的世界。大概是肯尼迪总统惨死的那年,距今已有十五年之久。这十五年里我的确扔掉了很多很多东西,就像发动机出了故障的飞机为减轻重量而甩掉货物、甩掉座椅,最后连可怜的男乘务员也甩掉一样。十五年里我舍弃了一切,身上几乎一无所有。
至于这样做是否正确,我无从断定。心情变得痛快这点倒是确确实实。然而每当我想到临终时身上将剩何物,我便觉得格外恐惧。一旦付诸一炬,想必连一截残骨也断难剩下。
死去的祖母常说:“心情抑郁的人只能做抑郁的梦,要是更加抑郁,连梦都不做的。”
祖母辞世的夜晚,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伸手把她的眼睑轻轻合拢。与此同时,她七十九年来所怀有的梦,便如落在人行道上的夏日阵雨一样悄然逝去,了无遗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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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说一次文章,最后一次。
对我来说,写文章是极其痛楚的事情。有时一整月都写不出一行,有时又挥笔连写三天三夜,到头来却又全都写得驴唇不对马嘴。
尽管这样,写文章同时又是一种乐趣。因为较之生之维艰,在这上面寻求意味的确太轻而易举了。
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大概还不到二十岁,当时竟惊愕得一周都说不出话来。我觉得只要耍点小聪明,整个世界都将被自己玩于股掌之上,所有的价值观将全然为之一变,时光可以倒流……
等我意识到这是一种错觉,不幸已是很久以后的事了。我在记事簿的正中画一条直线,左侧记载所得,右侧则写所失—